动辄过亿！贪官进入“亿元俱乐部时代”？
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，就是贪官不知不觉跨进了“亿元俱乐部”。（文末附3个反腐经典视频）
公开报道中，动辄某落马官员受贿多少个亿。最近公布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、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再勇，又分别以8.13亿、4.32亿的“突出贪绩”，加入“亿元俱乐部”。
以前，人们听到谁收了几百万、谁贪了几千万就惊得合不拢嘴，“天啦，太猛了！”
如今，这一数字飙升到几亿、十几亿、几十亿，人们不仅不大惊小怪，似乎还觉得“正常”，甚至有人开玩笑：“简直像打出租车的起步价。”
说“起步”或许有点夸张，但过亿越来越常见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公开资料显示，近些年贪贿过亿的贪官有：
呼和浩特市经开区党工委原书记李建平，30.69亿；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，17.88亿；恒丰银行原董事长蔡国华，11.8亿；华融原总经理白天辉，11.08亿；哈尔滨供电公司原副总经理李伟，11亿；吕凉市原副市长张中生，10.4亿；中信银行原行长孙德顺，9.795亿；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，7.17亿；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，6.46亿；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杨成林，6.26亿；辽宁省原副省长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，5.55亿......
名单比较长，不一一列举。
分析一下，之所以贪腐数额大幅攀升，主要有以下因素。
一、物价不断上涨，“好处费”水涨船高
纵向比较，人民币的购买力呈下降趋势，以前三五块钱的一碗面，现在没有十几块、二十块下不来；以前一百元是名副其实的大钞，现在超市或菜市场转一圈，根本不经用。
这是小件，大件如房、车、名表名包珠宝首饰，更不用说了。
物价日新月异，“好处费”的行情自然也与时俱进，涨得飞起。有人说，“这包含了市场规律在里面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反映”。
这么高大上的说法咱不太懂，但现实中能看到听到不少例证，比如，过去请吃一顿饭，就能行个方便，现在得“吃喝玩乐拿”一条龙；过去几瓶酒、几条烟能办的事，现在都是论“箱”了；过去送几个W就算出了“大血”，现在十几个、几十个才凑合。
二、行贿者出手大方，以满满的“诚意”打动官员
某些贪官的原则——“找本官办事，先得‘懂事’。”
办什么事对应多少“好处费”，是有讲究的，下设底限，上不封顶，“意思”越到位，重视就越到位；“红包”体量越大，“支持”力度就越大。
行贿者也深知“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”的道理，为了把事办成，出手就是大手笔，让面前的官员怦然心动，“心动”才会“行动”。
比如一项工程，张老板“表示”500万，李老板就“上贡”1000万，主打一个诚意，这样，“为发展做点贡献”的机会就倒向了李老板这边。
行贿者的“不惜血本”（当然也有主动围猎和迫不得已之分），客观上推动了权钱交易市场在高位运行。
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，其中三次单笔受贿分别达2亿、4亿、6亿。“好兄弟”如此“够意思”，那还不投桃报李把事办得妥妥的？
赖小民
就这么简单，在那些贪官眼里，票子就是王道，“诚意”就是“通行证”。
三、贪官的胃口日益增长，“小意思”瞧不上
权力变现是贪官的拿手好戏。他们追求的不是“为民造福最大化”，而是“权力收益最大化”。
贪官见得多了，“吃”得多了，胃口也就越撑越大。谁要拿个三瓜两枣来求他办事，那完全是不懂“规矩”——“你这瞧不起谁呢，打发叫花子呀！”
也许在你看来，“投入”已不少了，砸进去半年、一年的工资呢，但对他来说，还不够塞牙缝的。这样能办成事才怪。
贵州毕节市某公证处主任杨某某犯了错误，为了不被撤职或降职，找时任司法局长张玉梅通融，送上茅台酒和现金“表示心意”，本以为是上下级同事，关系也熟，应该不成问题，结果张玉梅嫌他太小气，他只好又“追加投资”。
看看，这还光明正大地讨价还价。
因上述因素，贪贿数额噌噌上涨就合情合理吗？贪官就能贪得理直气壮吗？当然不是。
无论大贪小贪，都是对初心的背叛、对法纪的践踏、对权力的玷污，不仅丢掉了做官的“合格证”，连做人的资格都丧失了。
贪官越多，腐败现象越严重，对政治生态、公平正义、道德风气的破坏就越大。这是人所共识。
为什么贪官像贪吃蛇一样吃个不停？不怕撑死吗？一个视频中，某贪官道出了心里话：
“搞一两个亿，跟搞七八个亿后果没多大区别，那我干嘛要收手？”
多数贪官的心态就是这样的，“既然湿了鞋，干脆洗个脚；既然洗了脚，干脆洗个澡”，犹如脱缰的野马，一路狂飙下去。
解放初期，刘青山、张子善贪污共计171.6亿元旧币，旧币与现今人民币比率为10000 : 1，即两人所贪相当于现在的171.6万元。这在当年是巨款，但对今天的贪官来说就不值一提了。
刘张二人为革命立过汗马功劳，当时有不少人为他俩说情，“念其有功免其一死”，但最后还是公审处以极刑，从而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干部，管了几十年。
刘青山、张子善
时代在不断发展，如何惩处贪官自有顺应时代要求、符合法治规律的办法，但那种震慑力度和社会效应还是值得借鉴的。
相对于惩，查是前提，也更为重要。
反贪专家、香港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有段话颇有见地：
“贪腐官员最怕的不是判死刑，而是被抓的风险和几率是不是足够大。这就涉及到执行力。在香港，贪腐是最高风险的罪行，保证抓你的几率在50%以上。”
其核心意思，就是要通过深挖彻查，让贪腐分子无所遁形，而不是作“漏网之乐”；通过依法惩处，让贪腐分子付出应有代价，而不是“哪怕抓了也不亏”。
郭文伟
如何加大查贪惩腐的力度，曾在反贪部门工作多年的海南大学法学院王琳教授认为，除了吸收世界先进经验，还有个办法可以一试：
鼓励行贿人举报，查实后将贿款返还行贿人并免予追究其责任，这样有利于更有效地打击贪官。
这个“集火攻垒”的建议很有创见，应当是具有可操作性的，值得研究和试验。
总而言之，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，必须以誓不两立的决心、铁腕除恶的狠劲和高效可靠的举措一抓到底，不能让那些贪官嘴上喊着“为国为民”的漂亮话，背地里却干着大肆敛财的肮脏事，把宗旨和誓词抛在脑后，把群众的信任摁在地上摩擦。
假以时日，贪官“亿元俱乐部”或可休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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